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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和下西洋

《郑和下西洋》 - 明朝郑和下西洋的目的

大明洪武年间,少年马和从云南被征入宫为太监,分到燕王府当随从。燕王朱棣胸有大志,在守边岁月中经受了磨炼,尤其结识高僧姚广孝后,更是开阔了胸襟。他与父皇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越来越不合拍。 在跟随朱棣守卫北平和边陲的日子里,马和逐步成长起来,其良好的素质,为以后的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。 皇长孙朱允炆君临天下,为巩固皇权开始削藩,燕王朱棣首当其冲。为了生存,朱棣被迫装疯,饱受屈辱。郑和的结拜姐姐宋莲芯,也被奸臣所谋。朱棣在绝境中毅然率领八百壮士起兵,展开了争夺皇位的“靖难”之役。战争中,马和与姚广孝、张玉等人一样功勋卓著,尤其在郑村坝一役,他奋勇救朱棣于危难,从此更被燕王视为心腹。 朱棣开元登基后,为洗清自己的“篡逆”之名,决心直追汉武唐宗,开创一代盛世。登基之初,他赐马和姓“郑”,随之,悄然改变朱元璋的禁海国策,任命35岁的郑和为统率大明宝船队下西洋的钦差总兵官。 永乐三年(1405年)7月11日,郑和率二万七千八百余人,从南京、太仓一带至福建长乐太平港扬帆出海。庞大的大明船队,从此开始长达28年的海外宣扬国威和寻求贸易的远航。 朱棣是大航海的决策者和组织者。从船队出海的第一天起,他就在陆地上指挥、控制和支持着这一伟大的航程。他下令在江浙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北一带造船,并在全国范围扩大瓷器、丝绸、茶叶等出口货物的生产。同时,借大航海之机实施永乐中兴,开始编纂《永乐大典》,疏浚大运河。他还与姚广孝微服私访,恢复生产,与民休息。徐皇后也励行节俭,并抱病亲身劝桑。从而,使国家迅速实现了复兴,为下西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。 郑和率船队第一次下西洋,恢复了明王朝对南洋诸岛的管辖,命名了景弘岛、永乐群岛等。此间,郑和船队的一项重要使命,就是打击大海盗陈祖义。此人在南洋地区多年为非作歹,无人治服,致使大明与南洋航道不通。郑和率船队与其斗智斗勇,终于为南洋各国除了一害。大明宝船队在访问了南洋和南亚的占城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、锡兰、古里、旧港等国家和地区,所到之处,均推行和平外交,迅速发展了大明王朝在海外的影响,尤其和当时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印度南部海域地区的人民,结成了无比亲密的关系。 船队归来时,朱棣并没有被胜利所陶醉。他的目光不再是停留在“宣扬国威”或暗中寻找建文帝的下落,而是决心以更加开放的思路,支撑起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航海事业。这样一来,从皇上到百姓的观念都已转变,使商品经济的萌芽加快发生了。 那个时代,海上航行的实力,实际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,海船的鼎盛,又象征着国家的富强、技术的发达,文化的进步。随着郑和船队走向海外世界,这位君王不仅追求“四海宾服,万邦来朝”的目标,而且,一心想开辟唐宋以来出现的海上丝绸之路,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,广泛传播到东南亚和亚非大陆。 在此基础上,朱棣还开始了一系列更大的手笔。其中之一即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,下令大规模营建新的京城,包括今天的故宫,基本上还是明初打下的基础。 朱棣让郑和在与西洋诸国交往的过程中,始终坚持以德服人,不恃强凌弱。经济上则厚往薄来,给予各国诸多好处,树立了泱泱大国的风范。在当时的世界上,大明船队很好的发挥了一个大国维护地区和平的作用。郑和在此期间,率领船队在马六甲和忽鲁谟斯等国建立了货栈,与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欧洲人广泛展开贸易。锡兰国篡位者亚烈苦奈儿背信弃义,想劫持大明船队,郑和出于无奈被迫还击,但他始终坚持“自古知兵非好战”的信条,以智慧和宽容,正义与威力,来化解两国之间的危机。 徐皇后的病逝,使朱棣伤心欲绝。好在大明船队再次航海归来,特别是郑和将桀骜不逊的亚烈苦奈儿押来大明,听候皇上裁决其生死时,朱棣以中华文明来处置此案,最终感化了这个凶暴的国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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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正在展开。郑和下西洋,充满了进取性、开拓性与大无畏的精神,对于一贯重视陆路、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而言,其意义更加难能可贵。并且,郑和下西洋始终坚守和平、平等、自律原则,不以大欺小,不恃强凌弱,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、掠夺性、残暴性相比有天壤之别。因此,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“王道外交”的特征,即亲仁善邻、以德行仁、以大事小、协和万邦、悦近来远。“纯粹王道”的局限和不足但与此同时,我们应该看到,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“纯粹王道”也有不足和局限:首先,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。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,重义轻利,厚往薄来,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。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,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,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“天朝礼治体系”。郑和下西洋(1405~1433年)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,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,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。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,重义轻利、不计得失。而与之相对照,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,义利兼顾、德力兼备,目标明确、量力而行。其次,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,耗资巨大,有劳民伤财之嫌。郑和下西洋花费多,收益少;送出去多,拿回来少,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,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,导致后来国库空虚。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,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。再次,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,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,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,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,因为在“天朝礼治体系”之下,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务实“王道”是中国外交主流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,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、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、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。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: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,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,道德并非外交手段,而是外交的目的;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: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,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,反对滥用武力,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;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: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,只顾本国利益,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,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。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:就王道与霸道而言,王道是主流;就王道本身而言,务实王道又是主流。三者相比较,霸道有弊无利,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(如两宋),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,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: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、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、清朝的康雍乾盛世。因此,在21世纪的今天,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,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,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无私精神,也应反思其不计得失、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。我们应坚持“去纯粹王道之幻想、反霸道强权之行径、取务实王道之神髓”的历史取舍原则,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,更多地将义利兼顾、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,古为今用,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。



郑和下西洋的过程是怎样的?

郑和本来姓马,名叫马三保,是回族人,出生在云南,他的祖上都信伊斯兰教,还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...